刘统｜纯朴之伟——毛泽东早年生涯传

发布日期：2025-05-23 10:54    点击次数：70

毛泽东早期传记

本作系《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三联书店，2011年版）之序言。

伟人的生平传记往往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伟人逝世之后编纂而成的。这类传记属于正史范畴，由众多历史学家共同创作，内容严谨详实，自然也洋溢着对伟人的颂扬与敬仰，从而在民众心中塑造了伟人崇高而伟岸的形象。另一类则是在伟人尚未成名之时，由个人根据其视角与感悟所撰写的传记或访谈录。此类著作往往更为朴实无华，自由自在，无需刻意避讳尊者的瑕疵。正因这些传记，伟人逐渐为更广泛的群众所熟知，声望也随之显著提升，最终被拥戴为领袖。毛泽东的传记亦涵盖这两类，然而我们尤为看重他的早期传记。

（一）

谈及毛泽东的早年传记，斯诺的《毛泽东自传》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佳作。该书的问世，蕴含着诸多偶然与传奇色彩。斯诺并非共产党员，而是一位独立撰稿的记者。他回溯了当年踏足陕北红区的经历：“1934年，我的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现隶属于兰登书屋——向我提出一项提议，预付稿费750美元，委托我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作品。在乐观情绪的驱使下，我接受了这一邀请。然而，几个月后，我逐渐意识到，若未曾亲见一名‘红色’士兵，撰写此类书籍实属无稽之谈。我一度想放弃整个计划，毕竟在当时看来，访问共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尽管我已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但我不愿仅凭道听途说而著书立说。我所供职的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亦对该题材表现出极大兴趣，并于1935年提出资助我进行一次旅行，以揭示‘红色中国’的真相。尽管如此，我依然婉拒了这一提议。然而，直至去年（1936年）5月底，我得到了关于张学良与红军达成停战协议的喜讯，得知有望进入陕北的红色区域。这一消息对我而言极具吸引力，因为那里已经封闭了九年之久，成为世界性头号新闻。这终于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1]

埃德加·斯诺所著《毛泽东自传》，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13年11月正式出版发行。

“杨主任、陆部长再次催促我们记录长征的经历，说是要编写一本《长征记》。他们计划通过集体创作的方式，征集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撰成书后由那位外籍人士带往国外印刷销售。他们还提到，通过募捐所得，购买飞机支援我们，这让我们兴奋不已。”[2]众人的创作热情高涨，仅仅两个月时间，红军总政治部便成功征集了约200篇佳作。当斯诺于1936年10月告别陕北之际，他随身携带了一打日记与笔记本，30卷珍贵照片，以及数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其中便包含了《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始稿件。

可见，毛泽东欢迎斯诺的到来，首先是为红军的出路和生存考虑。他希望斯诺客观公正地报道这些被国民党称为“共匪”的人，使外界同情红军，帮助红军。红军长征的故事就是这样流传出去的，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毛泽东并没有请斯诺为自己作传的想法，斯诺在红区采访后，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传奇故事使他处处感到新奇，兴奋不已。那么领导这些红军创造奇迹的领袖又是什么人呢？他自然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了极大兴趣。因此，斯诺向毛泽东提出采访的要求，希望毛泽东讲述他本人的故事。毛泽东在与斯诺的长谈中讲述了中共的成长历史和红军的战略战术，但很少谈及自己和其他个人。而斯诺追求的恰恰是人的故事。在斯诺一再要求下，毛泽东终于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斯诺喊道：“这就是我想要的！”

斯诺回忆道：“接下来的数个夜晚，我们的交谈宛如密谋者般隐秘。我们蜷缩在窑洞深处，俯身于那张铺着红色毛毯的桌子旁，烛光在四周跳跃着火花。我奋笔疾书，直至筋疲力尽，几乎可以立即入睡。吴亮（黎）则坐在我身旁，将毛泽东那温和的南方口音娓娓道来，翻译成英语。”[3]

吴黎平同志在回忆翻译经历时提到：“毛泽东同志曾就此话题与斯诺进行了长达十余个夜晚的深入交谈。每次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多钟开始，在正式讨论正题之前，毛泽东同志往往会讲述一两个简短的故事（斯诺在后来撰写书籍时表示，他非常遗憾没有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当时间推进至十一点左右时，毛泽东同志会邀请斯诺共进一顿简单的晚餐，餐桌上是馒头和一些简单的菜肴，其中含有少许肉食，这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显得尤为珍贵。对斯诺而言，这顿饭是夜宵；然而，对毛泽东同志来说，这却是他习惯的晚餐。由于毛泽东同志需要夜间工作以指挥战争并领导全国革命事业，他常常工作至凌晨才休息。在我担任翻译时，他经常与我一同与斯诺进行交谈。谈话内容既有正文，也穿插着故事和闲谈，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异常亲切，谈话充满活力，趣味横生，令人陶醉，不知疲倦。斯诺曾多次表示，这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对话。通常，谈话会持续到凌晨两点左右。在谈话过程中，斯诺也做了详细的笔记。”[4]

在场的还有马海德医生，然而他只是静静地在一旁聆听，并无他人负责速记或记录。毛泽东针对斯诺提出的问题，凭借着记忆逐一作答。斯诺则依靠吴黎平的口译，将对话内容记录下来。在涉及毛泽东个人经历的部分，斯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整理文稿，并由黄华将其翻译成中文。毛泽东同志对译文进行了细致的审阅，并做了少许修改，随后将稿件退回给斯诺。基于这些材料，斯诺完成了《毛泽东自传》的撰写，并在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和《美亚》杂志上发表。由于该书的出版时间早于《西行漫记》，因此涌现出了众多译本。1937年9月，延安文明书局出版了张宗汉的译本，这是国内现存的最早版本。同年11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汪衡的译本，该版本流传最为广泛。

斯诺在写作时曾要妻子把毛泽东的生平材料压缩一下，准备用第三人称重写其中某些部分。海伦·斯诺当即提出异议：“这可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她认为毛泽东的生平材料是斯诺著作的核心，不能改动原材料。应当用毛泽东的原话，直接用第一人称写作。斯诺采纳了妻子的建议。因此，《毛泽东自传》凭借其独特的原始性和无可置疑的真实性，一经面世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

“若有人声称，某位同志，譬如中央的任何成员，包括我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规律一开始便有透彻的理解，那不过是夸大之词。你们务必保持清醒，切勿轻信，实无此事。过去，尤其是在起始阶段，我们全力以赴投身革命。至于革命的具体方式、目标，哪些应先进行，哪些需留待后续阶段，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并未完全明了，或者说并未完全掌握。我讲述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辛却成功地探寻中国革命规律的历史，旨在引导同志们认识到一点：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同样需要一个逐步的过程。我们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无经验走向有经验，从经验不足到经验丰富，从社会主义这个尚未完全认知的领域，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实现认识的飞跃，达到自由王国。”毛泽东正是以此精神，叙述自己的革命历程。[6]

既然是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在自述中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当年一些不成熟的认识。比如谈到1930年12月发生在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他在自传中说：“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但有一些军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政治地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 富田与吉安相邻——彼时苏维埃区域的中心地带，这一事件激起了广泛的关注。众多人认为，革命的未来走向将取决于此次斗争的结果。然而，得益于党组织的完善、红军队伍的坚定忠诚以及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次叛乱很快便被平息。叛乱首脑被捕，其余叛徒亦被缴械并予以消灭。历史业已证明，“富田事变”是红军内部肃反扩大化所引发的一桩历史悲剧，当年总前委的领导人毛泽东以及特派员李韶九均应承担相应责任。后来，毛泽东也公开承认了苏区首次肃反扩大化中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确立了“不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的政策原则。

斯诺如实记录了毛泽东的亲身讲述，描绘了一位普通却卓越的革命者形象。在“后记”中，延安的翻译者张宗汉如此评价：“毛泽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人们对他既感到惊奇又抱有疑问，因为他能完成常人难以或不愿完成的事。他愿意投入精力去完成那些既艰苦又平凡的工作，一旦成功，事情便显得不平凡，人也变得不平凡。实际上，他与普通人并无太大区别。”

“确实，毛泽东先生的一言一行，无不显得平实无华。比如，他倡导革命不为金钱所动，致力于伟大事业而不追求高位，此类言论虽常被人高声宣扬，然而那些标榜革命的人，往往挂名不久便攀上高位，甚至积累了巨额财富。然而，关于毛先生如何致富，却鲜有听闻。他身着布衣，生活简朴，与士兵同甘共苦，正是他为人民的幸福不懈奋斗，才赢得了人民的深厚爱戴与坚定支持。”这不仅是读者的共鸣，也是《毛泽东自传》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自传》首次向“国统区”的读者们揭露了被国民党反动势力恶意抹黑的共产党人的真实形象与思想内涵，因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随后，各种版本的书籍纷纷问世。1938年，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国内译作《西行漫记》）得以出版，其中《毛泽东自传》作为其中一章节，更名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作者对自传内容进行了修订，使得文字更加简练而有力。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自传》在各个解放区得以多次再版和发行，版本数量多达十余种。

（美）埃德加·斯诺原著，董乐山译本：《西行漫记》Red Star China），《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于1979年。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秉持着不祝寿、不将领导人名字命名于城市或街道的原则，旨在减少对个人的过分宣扬。中共党史的官方表述以胡乔木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准绳。《毛泽东自传》这样的作品便不再适宜公开出版发行。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将此书挖掘出来，并以《毛主席的回忆》之名重新印刷。这些并非官方出版物，多为油印版，却流传甚广。除了《自传》全文外，书中还收录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文，系对杨开慧烈士的兄长和嫂嫂的访谈记录。这种“抄本”不仅对研究毛泽东同志早期的革命生涯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而且为“红色经典”的传播留下了宝贵的传说。

文革落幕之际，鉴于早期多个版本的《毛泽东自传》翻译质量参差不齐，当年曾为毛泽东与斯诺担任翻译的吴黎平，便寻得斯诺在《美亚》杂志上发表的原始英文稿件。他将之重新翻印并加以修订，最终以《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为题，由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正式出版。此乃《毛泽东自传》最为精准的译本。

吴黎平编撰：《毛泽东与斯诺的1936年对谈：论及个人革命历程及红军长征等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二）

在抗日战争的尾声，延安接待了两批贵宾——一拨是来自海内外的记者考察团，另一拨则是国民参政员的访问团。在此之前，重庆的国民政府一直对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切断了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自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正式加入战争后，1942年，罗斯福总统派遣史迪威中将赴华，身兼数职，包括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以及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史迪威抵达重庆后，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现状，深感从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层面，都难以寄望于国民党政府战胜日本。与此同时，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是中国的新兴力量，对共产党产生了同情，并呼吁重庆政府恢复与陕甘宁边区的正常联系。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众多中外记者纷纷提出前往延安进行采访的请求。面对压力，国民党当局最终无力阻拦。1944年6月，由国民政府宣传部牵头，一支由中外记者组成的代表团得以顺利抵达延安进行采访。

这是向世界展示陕甘宁边区红色根据地的绝佳契机，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召集负责接待的同志召开会议，进行了周详的部署。他明确提出“宣传扩散，争取认同”的工作方针，并强调：本次工作的核心，应聚焦于外国记者。在外国记者中，尤需对史坦因、福尔曼等人的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史坦因不仅政治见解独到、活动能力出众，曾在苏联逗留多年，却因被视为“托派”而被驱逐出境。然而，在中国逗留期间，我们没有发现他参与任何托派活动。福尔曼身为美国人，性格直率、单纯，在政治立场上对国共两党并无明显偏颇。至于引导中外记者到来的国民党人员，我们必须坚守独立自主的原则，对他们强调宣传抗日、民主、团结的重要性，同时防止他们挑拨离间，并努力突破他们的控制。

1944年6月9日，记者团抵达了延安。该团由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与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共同领队。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时代》杂志的记者，《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合众社的记者，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他曾访问过延安，并认识贺龙同志），路透社的记者，《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的记者，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甫，以及苏联塔斯社的普金科。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热情地接待了记者访问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会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成就、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这些记者采访时，感受到延安清新的政治空气和共产党廉洁奋斗的作风，产生了深入考察的愿望和兴趣。国民党政府的领队起初尽量控制记者，一切活动都集体行动，限制记者的个人自由。史坦因率先冲破封锁，在我方安排下单独会见了毛泽东。随后记者们纷纷仿效，他们沿途考察了我党政机关工作情况和人民群众努力生产、支援抗战的情况。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7月12日，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回重庆，但外国记者都不走，他们继续到山西根据地和抗日前线采访，耳闻目睹了更多的中共领导人民抗战的事实。

1944年6月9日，一群由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并组织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共计21人，在团长谢保樵与副团长邓友德的带领下，抵达了延安。他们在此展开了一段为期数月的深入访问。

堵塞民众之声，其难度远胜于防范江河之泛滥。中国记者们重返重庆，无论是在报纸上还是私下里，都如实记录并分享了他们在陕甘宁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新民报》的记者赵超构更是公开出版了《延安一月》，以客观且颇具技巧的笔触，详尽地记录了他在延安的访问与参观体验。尤其是其中的“毛泽东访问记”章节，其文风客观、生动而含蓄，仅用数笔便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了毛泽东的形象，揭示了毛泽东深受人民爱戴的原因。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控下的重庆，这一篇章可谓是“透露出一丝新民主主义新中国曙光的一角”。

外国记者在重返故土后，以详实的笔触广泛报道了延安及解放区的蓬勃发展景象，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在抗击日本侵略者中所取得的辉煌战果。福尔曼于1945年于美国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报道》，该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史坦因撰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并于1946年在美国出版。此外，他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等文章，这些作品在美国和英国的报刊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撰写了多篇报道，向世人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他还著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于1951年在美国出版。总之，中外记者团对延安的访问，打破了国民党对新闻的封锁，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以及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传播至大后方乃至世界各地，对大后方民众以及美英盟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认识产生了积极影响。史迪威将军多次表达对八路军的坚定支持，1944年8月，美军观察组常驻延安，负责与盟军及大后方的沟通。同年9月，赫尔利来华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穿梭于延安与重庆之间，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表明支持中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促使蒋介石在政治上作出妥协。

“双方的大门是敞开的，但门外却有一块绊脚的大石头，那便是国民大会。”对此，双方的观点不谋而合。最终达成的会谈纪要主要包括两点：一是暂停国民大会的召开；二是召开政治会议。

六位参政员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参观延安。他们利用会谈以外的时间，阅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会见了李鼎铭副主席等边区民主人士，参观了延安市容、供销合作社、银行、延安大学、日本工农学校以及宝塔山等名胜古迹。对经济方面的减租减息，变工队、扎工队的互助方式，货币流通，商品贸易，机关供给制，工农业生产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访问了劳动英雄。延安的艰苦奋斗、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国民党当局一贯宣传共产党人是一群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匪”，但六参政员与共产党干部接触时，却感到他们个个稳重、朴实、谨逊、诚恳，说起话来很有见地。在共产党人中间，真有如沐春风的感受。

7月5日，六位参政员的访问圆满落幕。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前往机场为他们送行。此次延安之行成果丰硕，充分展现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显著成效。在中央负责同志与六位参政员深入面谈的过程中，延安各界人士的热情接待，使得双方在相互了解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不仅扩大了中共在民主党派中的政治影响力，还找到了民主建国道路上的共同目标。

“我们已探寻出一条新的道路，能够摆脱历史的周期律。这条道路，即是民主。唯有让人民成为政府的监督者，政府方不敢有丝毫懈怠。唯有每个人都肩负起责任，方能避免人亡政息的悲剧。”黄炎培深有感触，认为毛泽东道出了社会发展的真谛，唯有共产党能够拯救中国。返回重庆后，他撰写了《延安归来》一书，详尽地记录了自己亲眼目睹的中国共产党在施政方面的政策以及边区的显著成就，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谣言和诽谤。该书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印数达十几万册，在大后方以及香港、上海等敌占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政治影响。[8]

黄炎培《延安归来》

1945年8月，毛泽东踏上重庆的土地，进行历史性的谈判。他的到来，为这座山城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大公报》记者彭子冈据此撰写了著名报道《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在她的笔下，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显得朴实无华、谦逊有礼、和蔼可亲。在张公馆的住宿期间，毛泽东先生脱去外衣，露出里面整洁的白绸衬衫。不慎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那铺有广漆地板的客厅在他眼中显得陌生，他宛如一位来自乡间的学子。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先生广泛与各界人士交流，赢得了热烈的欢迎，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毛泽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平、战斗精神以及高尚品格，是众多人渴望了解的。尽管过去也有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和印象记等出版物，但它们多已失传，要么绝版，要么停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者着手整理了这个小册子。”这些简短的文章虽篇幅不大，却富含深意，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毛泽东的政治理念、言行举止，让人阅读后深感其真实性。1960年，三联书店重新出版了此书，并作为内部资料发行。

（三）

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展开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稳步上升，毛泽东思想亦逐步演变为全党的统一指导思想。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有计划地推广毛泽东同志的影响力，塑造其崇高威望。众多党内专家学者纷纷投身于撰写毛泽东同志的传记及研究专著，这些作品亦应运而生。传记类作品中，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尤为突出；而在研究著作方面，张如心的《毛泽东论》亦颇具影响力。

萧三（1896～1983），一位杰出的现代作家与诗人。他，湖南湘乡人士，本名萧子嶂，是萧子升（字瑜）的胞弟。萧氏兄弟早年曾在湘乡东山学堂、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与伟人毛泽东同窗共读。他们后来与毛泽东、蔡和森携手创立了“新民学会”。1936年，在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对话中，谈及他早年于湘乡小学堂的求学经历时，他回忆道：“许多富家子弟因此对我抱有轻视，只因我平日里总是一身破旧的衣衫。然而，在我周围，也有几位朋友，其中两位尤其是我志同道合的战友。其中一人，如今已是一位作家，居住在苏联。”[9]毛泽东所提及的两位人物，便是萧氏兄弟；而“作家”一称，特指萧三。

萧三，生于1896年10月10日，逝世于1983年2月4日，系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与翻译家。

1939年春，萧三结束在苏联的漫长居留与工作，重返延安。此间，他担纲文联要职，主笔《大众文艺》与《新诗歌》两份刊物。1942年，正值延安整风运动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直属学习小组组长王若飞特地请萧三详述毛泽东同志的生平故事。萧三耗时两个午后，讲述内容引发了在座听众的浓厚兴趣。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对萧三郑重提出：“撰写一本关于毛主席的传记，以庆祝他五十华诞。”由此可见，萧三撰写毛泽东同志传记，非单纯个人意愿，而是组织赋予的使命。然而，毛泽东同志本人并不赞同个人宣传，亦不乐见庆生之举，传记写作计划因而暂缓。萧三却并未放弃，他遍访延安诸多资深战友，包括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搜集了大量珍贵资料。1944年7月1日与2日，萧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

“如此一来，便无需我独自奔波了。”毛泽东闻言，转过身来，目光直视萧三，赞许地说：“原来你是个有心人啊！”稍作停顿后，他又说：“那你就继续吧。”[10]

毛泽东的肯定为萧三注入了强大的动力。1946年，张家口发行的《北方文化》月刊第1期推出了萧三撰写的《毛泽东同志传略》。同年7月1日，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25周年之际，《晋察冀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萧三的《大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华北解放区的《时代青年》杂志也相继发表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和《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自此，萧三以研究毛泽东生平的先驱者身份，声名鹊起。

继此之后，为了满足对毛泽东进行宣传与赞颂的需求，各地解放区的书店未经萧三的许可，便擅自出版了其作品的单行本。这些版本种类繁多，名称各异，例如《毛泽东故事选》（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5年版）、《毛泽东故事》（东北书店1946年版）、《毛泽东印象记》（晋绥新华书店1947年版）、《毛泽东同志——儿童时代、青年时代与初期革命活动》（山东新华书店1947年版）、《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东北书店1948年版）。为了统一这些版本，1949年春天，萧三对《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进行了修订，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审查批准。同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出版发行。这本传记是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首本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发行量颇大，并迅速被翻译成日、德、英、印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语言，其中法文也有摘译本问世。

萧三著述：《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期》，由人民出版社于1949年出版。

这部描绘毛泽东早年生活的传记，其初版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其中，若干情节记录了两位当事人之间的互动，蕴含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

于东山学堂的黄昏时分，一场游戏结束后，便是自习的时间，铃声响起。一群小学生如同蜜蜂般涌出操场，径直奔向自修室。其中一位同学与毛泽东同志同行，途中，他瞥见一位小朋友手中紧握着一本书。

——你那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传》

——借给我读一读……

数日之后，他客气地，仿佛有所愧疚，将书籍归还给了那位小朋友。

抱歉，书弄脏了！

那名同学翻阅开来，发现整本书页上用墨笔密密麻麻地画满了圈点，其中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凯瑟琳女皇、惠灵吞、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以及林肯等人物的传记被圈点得尤为密集。

“我对中国古代帝王如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丰功伟绩心生向往……在《世界英雄传》一书中，我也领略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的英勇事迹。”由此可见，该书对毛泽东的影响至深。[11]

1954年，萧三在原有版本的基础上，对《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进行了修订和改写。鉴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国家领袖，撰写领袖传记成为一件严肃的事务，由个人执笔似乎并不适宜。此外，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曾明确反对宣传个人，抵制个人崇拜，因此，关于他的传记一度停止出版。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萧三再次对1954年的版本进行了修订。最终，在1980年，这部传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予以重版。

同样是姓毛的乡邻，将自家的猪出售给了泽东同志的父亲。双方谈妥了价格，并支付了一部分款项，然而并未立即将猪带回家。大约十天后，猪肉价格再次攀升，泽东同志的父亲便让泽东同志将猪牵回。泽东同志来到邻人处，邻人却言：“猪肉价格又涨了；我又喂养了这猪十多日，现在我是不会再出售了。”泽东同志回应道：“的确如此，你既然又照料了这猪十多日，按照先前约定的价钱，你自然不愿意再出售了。”最终，泽东同志无功而返，空手而归。[12]

1980年修订版：

这位同姓毛的邻居，乃是一位年迈的老妇人，她曾将自家的猪出售给了泽东同志的父亲。双方约定了价格，定金亦已交付，但老妇人并未将猪牵回家。六七天之后，猪肉价格节节攀升，泽东同志的父亲便催促泽东同志将猪牵回。泽东同志来到邻家，只见老妇人正唉声叹气，抱怨自己运气不佳，因早早地将猪卖出。她接着说：“有钱的人损失几元钱无足挂齿，但对于穷人来说，少了两块钱便是一个不小的缺口。如今既然已经卖出了，又支付了定金，你就去牵回来吧。”泽东同志听后，沉思片刻，便回应道：“确实如此！你喂养了六天，仍按原定价格成交，你自然不愿再卖。”泽东同志仅取回了一元定金，便返回家中。

原文所述情节原本略显单薄，仅描绘了毛泽东的纯真与善良。然而，经过改编后的叙述，毛泽东的形象则转变为一个自幼便深切关怀穷苦人民、深思熟虑的早慧少年。关于这两个版本哪个更能贴近历史的真实面貌，读者自可辨析定夺。

“就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言，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42年2月18日至19日，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明确提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即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与策略划分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三个组成部分，强调这三个部分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体系。张如心对毛泽东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我们党天赋的领袖，党内的最佳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以及“中国最优秀的创造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941年三月，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的第16期中撰文，题为《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并首次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重要概念。

1946年伊始，张如心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期间，曾在华北联大及张家口市举办的“青年讲座”上，就“毛泽东的人生观”、“毛泽东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以及“毛泽东的作风”等主题，发表了一系列演讲。他全面而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从其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的形成、早期革命实践、科学理论的来源，到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关键时期对时局的精准分析和预见，再到他平凡而伟大的人格魅力、谦逊的求学态度和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特别指出，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也是一位普通人，与人民群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演讲稿随后发表于晋察冀边区理论文艺刊物《北方文化》的第一卷一至四期。山东、冀南、香港等地书店纷纷翻印和再版，并分别命名为《毛泽东论》、《毛泽东的思想及作风》、《毛泽东的人生观》、《毛泽东的作风》以及《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等，广泛传播。其中部分版本还收录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艾思奇等18位人士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这些出版物是党内早期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和理论的专著。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直击吴满有的心扉。他对农民的关怀，无微不至！他询问吴满有的生活琐事，谈论着庄稼的种种。他对农事颇有研究。今年雨水充沛，他也和农民一样，担忧着雨水的过多，期盼着晴朗的天气。他担心我们遭受损失！他说今年开荒的面积很大，只要天时不太恶劣，大家再齐心协力，就能有个好收成。人人吃饱穿暖，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大家一同坐在院子里，那院子真是个小花园！每个人都坐在矮凳上，围绕着一张小圆桌，在大槐树的阴影下，沐浴着花香、草香和果园飘来的甜蜜香气。毛主席亲自递给吴满有西瓜，边吃边谈心。”

然而，吴满有的荣光，因战争戛然而止。1948年5月，西北野战军在历经西府陇东战役时，不幸被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围困，遭受了惨重损失。当时，随军前行的陕北民工队伍未能及时突破重围，多数人不幸被俘，其中便包括了吴满有。在审讯过程中，由于他没有暴露身份，国民党军官对他这位老者产生了疑窦。吴满有的谈吐自然且举止得体，并不似一位无文化的普通农民。有人举报他的真实身份是吴满有，胡宗南得知此事后立刻召见了他，但吴满有依旧坚决否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在与胡宗南交谈完毕后，胡宗南对他的部下说：“此人正是吴满有！只因他一坐下沙发便悠然架腿，神态自若，显得异常镇静。这样的风度绝非常人所能具备。”此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了轰动。胡宗南将吴满有送往南京，为了宣传之需，国民党当局强迫他发表广播讲话。西安解放后，吴满有得以重返故里。然而，组织上却将他定性为“叛徒”，剥夺了他所有的荣誉头衔。从此，这位曾经照耀延安大生产的明星，在政治舞台上黯然退场，解放后他默默无闻，在痛苦中度过余生。毛泽东与吴满有亲切交往的往事，也随之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此次重新发表当年的采访记录，对于回顾毛泽东早期的革命生涯，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人民歌颂毛泽东》收录了当时在陕北广为流传的几首赞颂毛泽东的民歌小调。这些由民间歌手创作的曲目，日后蜕变为红色经典。尤其是《东方红》，几十年来，作为毛泽东的音乐艺术象征，它已成为亿万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歌曲。其他如《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同样广为传唱，历久弥新。然而，这些歌曲最初的歌词却鲜为人知。如今，我们重新挖掘并呈现出来，让读者得以一窥究竟。虽然原始歌词略显粗犷、质朴，却更贴近历史的真实与原貌。从草根走向经典，这一演变历程与毛泽东的生平传记相映成趣，其早期作品尤其值得我们深入关注与重视。

毛泽东于延安窑洞著《持久战》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当张如心等理论家积极推广毛泽东思想之际，美国知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46年秋季抵达延安，对中共领导层及解放区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深入采访。直至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延安发起攻势，斯特朗才遵从毛泽东的建议，离开解放区返回美国。在延安逗留期间，她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交流，其中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言论，便是她整理并公开发表的。斯特朗在延安时，正值中共中央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核心议题，并采访了刘少奇、陆定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过他们的介绍，斯特朗对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有了初步的认识。她将这些访谈内容整理成文，并研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撰写了《毛泽东的思想》这本小册子。斯特朗成为向世界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她的介绍客观准确，写作态度严谨。1947年，她在美国《美亚》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产生了深远影响。此次采访后，斯特朗的命运亦随之改变。她深爱上新中国，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朋友。

周与斯特朗延安合影（1946）

（四）

1949年，这一年见证了改变中国命运的转折点。随着人民解放军跨越长江，迅速解放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众多重要城市，国统区的民众在欢呼解放的同时，也迫切地想要了解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更多信息。在此背景下，上海文化界中的进步人士积极响应群众需求，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描绘解放区风貌、阐释党的方针政策和记录领袖生平的读物。《学习毛泽东》作为“新生丛书”中的一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应运而生的。

本书的编纂，主要倚赖于国统区的各类书籍与刊物，尤其是那些外国记者对解放区和毛泽东的访谈报道。作者广泛搜集资料，并巧妙地将其融合，打造出一部独具特色的毛泽东传记。这部作品不仅描绘了毛泽东的生平轨迹，还详尽介绍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与政策主张。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而对于延安时期的描述，则主要引用了多位外国记者的报道。其中，一些内容尤为珍贵，例如在“阶级关系的性质”一节中，引用了毛泽东与外国记者的对话，深入剖析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状况，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与使命进行了阐释。此外，书中引用的毛泽东文章与讲话，多数源自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发行的《毛泽东选集》，这些内容与建国后官方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存在差异。这些资料均为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源。

本书的编辑与出版，其宗旨与解放区所发行的毛泽东传记有所区别。它旨在展现新解放区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即渴望深入了解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并积极融入新时代的潮流。因此，编者在序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编纂此集（尽管篇幅有限），初衷不仅在于让读者们熟悉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思想，并对其表达由衷的敬意，更在于引导大家跟随这位领袖的脚步学习。鉴于已经实现翻身的新生人民，在人生观、世界观、思想方法、处理事务的条理、工作态度、工作技能等诸多方面，均与以往有着根本性的转变，这正是我们出版此书的根本目的。”

然而，与那些在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传记相较，斯诺、萧三、斯特朗等人的作品得益于与毛泽东的直接接触和深入采访，因而内容更为精确，蕴含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本书主要基于已发表的毛泽东传记及其著作进行研究，属于间接性探讨，旨在呈现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因此，在资料的筛选与引用上，不免存在一些偏差。尽管如此，作为那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以及一个新旧交替、历史变革时期的重要作品，它依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

自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思想舆论的统一显得尤为迫切。向民众普及中共的光辉历程与领袖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成为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任务。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这位长期担任毛泽东同志秘书的资深干部，彼时还身兼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及新闻总署署长的重任。此文在刘少奇等领导人的精心修订下，最终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定稿，实则成为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的简明党史。自此，全国党史研究领域的共识均以此为基准。关于毛泽东同志的传记，除萧三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李锐的《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等少数作品外，多数均为回忆录或对毛泽东同志活动的报道。这些作品洋溢着对领袖的崇敬与感激之情。自50年代后期起，文章中对毛泽东同志的崇拜与赞誉之词亦日渐增多。

在海外，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新成立的政权持有敌对态度并实施封锁，严肃的毛泽东传记作品极为罕见。即便如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进步作家，亦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打压，他们的作品发行也受到严格限制。然而，1959年，由萧瑜所著的“毛泽东与我，曾是乞丐。《毛泽东与我曾为乞丐》一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

“那年夏天，我在湖南开始了徒步旅行，游览了五个县。一位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在这五个县内走遍，未曾花费分文。农民们慷慨地提供食物和住宿；我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款待和欢迎。”[13]“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毛泽东同志趁着暑假时光，遍游湖南各县。他随身不带分文，足迹遍布各个角落。每至政府机关、学校或商家，他便献上一副对联；随之，人们会款待他饮食，或是施以一些钱财，夜晚来临便留他歇宿。这在旧社会被称为‘游学’。——那些无路可走的‘读书人’，既不欲投身体力劳动，便靠书写对联赠人，通过‘打秋风’来维持生计。然而，毛泽东同志却以这种方式漫游乡野，深入考察农民生活，了解各地风土人情——这正是他此举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14]随后，毛泽东与蔡和森再度展开了相似的考察活动。鉴于此，我们在本次整理并出版之际，将书名更改为《毛泽东与我的游学岁月》，显得尤为恰当。

斯诺所著，并由刘统精心编注的《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11年出版。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踏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而萧瑜等人则信仰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最终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尽管萧瑜曾自我标榜与毛泽东的争论，但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毛泽东成为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伟大的领袖，而萧瑜则在政治上屡遭挫折，最终流亡海外。

鉴于萧瑜与毛泽东之间的紧密联系，由当事人亲自撰写的回忆录，对于研究毛泽东早年生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例如，萧瑜归国后，曾与毛泽东进行过一次深入的长谈。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主张采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而萧瑜则倾向于蒲鲁东主义的理念，这一分歧最终导致了他们关系的破裂。这一事件映照出毛泽东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从一位爱国青年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路历程。书中所描述的毛泽东对知识的渴望、对国家与社会未来的关切、对封建礼教的抵制，以及他豁达奔放的性格，均与历史事实相符。然而，书中亦存在一些明显失实之处。比如，在萧瑜的笔下，毛泽东被描绘成一位追随者，所有重大决策似乎都出自萧瑜之手。在讨论问题时，萧瑜的言辞滔滔，常常让毛泽东无言以对，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从毛泽东早期写给萧瑜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讨论是平等且各自表达观点的。毛泽东虽然尊重萧瑜，但并非盲目地服从他的意见。此外，萧瑜还虚构了毛泽东邀请他一同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节。实际上，他们之间的政见早已不合，毛泽东不可能随意将党的机密大事告知他人。而且，当时毛泽东与何叔衡同行，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亦证实毛泽东并未带任何朋友前往上海参加会议。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情节属于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和丑化。例如写毛泽东对当皇帝的向往，感情的冷酷等等，与书中的大部分内容自相矛盾。这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对萧瑜评价不好，他说：“和我一同旅行的萧输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 1928年，易培基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萧瑜因其同乡及师生关系，被任命为故宫委员。萧瑜与故宫及文物并无深厚渊源，因此故宫的同事对他颇为冷淡。为解决故宫的维持与修缮资金问题，故宫管理者不得已将宫中的非文物黄金、绸缎、器物等变卖。然而，随后发生的监守自盗事件，导致珍珠与钻石被掉包。易培基因此卷入了“故宫盗宝案”的纠纷，萧瑜也被牵连其中，成为被告之一，站上了法庭。尽管此案最终无果而终，却严重损害了萧瑜的名誉，使他无法在国内立足，只能流亡海外。关于此事，吴祖光先生之父吴景洲（瀛）在其回忆录《故宫盗宝案真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中有着详细的记载，此处便不再赘述。《西行漫记》是一部广为流传的著作，萧瑜很可能曾阅读过。鉴于他个人的恩怨，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的丑化之举，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其次，萧瑜着手撰写回忆录之际，正值全球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之下，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中国实施遏制与封锁的时期。在那个充满反共情绪的西方世界里，若萧瑜试图出版一本赞颂毛泽东的著作，几乎是不可能成行的。幸运的是，这本书的成稿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其立场自然也顺应了西方的期待。对于书中涉及的人身攻击部分，我们已进行了相应的处理。这部分内容篇幅有限，不会对全书整体构成影响。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这本回忆录依旧不失其参考意义。萧瑜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与毛泽东的交往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此，在书中，他描绘的毛泽东形象是一位怀抱理想、勤奋好学且勇于投身实践的青年。我们重新编排整理此书，旨在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期待读者能从中获得启发与收获。

近几年，诸如《毛泽东自传》等早期传记作品相继被众多出版社汇编出版，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部分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他们撰写文章指出，毛泽东的早期传记尚不够成熟，其中存在不少错误。他们推荐阅读《红星照耀中国》。我个人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原始史料逐步演进至史学家整理编纂的正史，这个过程不可或缺。然而，即便有了成熟的正史，我们也不应忽视原始史料的重要性。实际上，原始史料中蕴含着许多真实而质朴的元素，这些内容在编纂正史时往往因为对权威的尊重而被删减。若想深入了解一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这些早期的资料仍旧极具价值。正如未经雕琢的璞玉，虽有瑕疵，却依旧保有天然之美。这也是我们整理早期毛泽东传记的初衷。